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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那亲随只是摇头，他只能又追问道，“那喻县丞署理县衙事务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这几天病得昏昏沉沉，薛超还是第一次打起精神问外头的事。等到他得知喻县丞在三班六房的全力配合下，已经把歙县城内城外都安定了下来，而徽州府其他各县的乱民也已经都散去，局势差不多平稳了，只有相应首恶被送到了府衙，不日即将当众审问发落，他少不得又追问夏税丝绢纷争，可那亲随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火冒三丈的他只能让其去叫户房司吏刘会来。可人去了不多久，却又是一个人回来的。

    “怎么，莫非我这个堂尊病了，他们就一个个都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老爷，刘司吏跟着喻县丞去府衙了，据说五县都派了属官和户房的掌案过来，商讨夏税丝绢之事，婺源是那个之前挨打的虞县丞和户房司吏程德焕，咱们歙县自然也少不得派人过去。据说府衙那边传来消息，咱们歙县汪公子带头，好些乡宦富民捐资，休宁那边是米业行会的人捐了钱，一来是重建那些被乱民打砸了的房舍等等，二来也是给伤员抚恤，咱们歙县衙门之前被乱民石块砖瓦砸伤的差役，好些都拿到了疗伤的钱……”

    “别说了！”

    薛超一口喝止了那亲随絮絮叨叨的陈述，只觉得再不打断他更要吐血了。等到把人给轰走，他只觉得浑身上下瘫软无力，心头那股邪火根本没地方发。这一次的事情闹得他灰头土脸，结果汪孚林驱散了乱民之后，还拿出钱来做好人得赞誉？他却要凄凄惨惨戚戚地躺在床上养病，眼看连县令大权都给区区一个县丞谋夺过去了，凭什么他就这么倒霉？

    在歙县县城这一亩三分地上如何做影子县尊，汪孚林自然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尤其是歙县县衙，三班六房中无数眼线时时刻刻通风报信，再加上喻县丞拿到署理的职权后就和打了鸡血似的，办事仔细不说，而且还“虚心诚恳”向几个司吏求教，大方放权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喻县丞和刘会从徽州府衙一回来，坐镇县后街汪宅的他就得到了一份今日府衙议事的详细情报——要不是他特意嘱咐那两人不要直接过来，怕是喻县丞和刘会就要直接来汇报了。

    眼下他手头的这东西是刘会的笔迹，其中提到姚辉祖当众挑明，已经上书请编修赋役全书，以及提请太平府和宁国府派属官一同核查赋役黄册和旧档。这都是他的提议，姚辉祖这位徽州知府不止是口头上接纳了，在实际操作上也是这么做的，对此汪孚林自然放下心来。至于夏税丝绢纷争依旧没个结果，他一点都不意外，甚至都没费心去看刘会复述的交锋经过，扫了一眼就知道纯粹都是斗嘴皮子而已。毕竟，这得朝廷说了算。

    除此之外，刘会在末尾提了一笔，徽州知府姚辉祖将程文烈吴大江等在婺源和休宁煽风点火的事情经过宣示于府衙八字墙，择日审理。他对于这个更感兴趣，想了想便叫来金宝，吩咐他去府衙前头看个热闹，然后将那贴出来的布告内容背下回来复述。

    对于过目不忘又或者说过耳不忘的金宝来说，此事自然毫无难度，他不到一个时辰就打了个来回，将那篇记述两县之乱起因经过结果的布告一字不漏复述了一遍之后，说到围观者的反应时，他忍不住也表现得激愤了起来：“这次的布告是府衙派出专人，一遍一遍反复读给围观人等听的，最初还有人不信，但很快就开始骚动了起来，甚至有人提议将首恶先行在府衙门前枷号示众。世上竟然有这等卑劣无耻的家伙，趁着这夏税丝绢纷争大肆敛财，甚至乱传谣言，他们这良心都给狗吃了吗？”

    见汪孚林似笑非笑看着自己，没有说话，金宝以为是自己说错了，当下便闭嘴不吭声了。可接下来，汪孚林说出来的话却让他大吃一惊。那些汪孚林曾经对帅嘉谟陈述过的徽州府岁办和坐派的数字，眼下金宝又听汪孚林说了一遍，却是比帅嘉谟受震动更大，因为帅嘉谟是早就心知肚明，他却第一次知道，朝廷所谓的轻徭薄赋之后，竟是隐藏着这样的玄机！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最终低声说道：“难道就没有正直敢言的人提议减少岁办和坐派吗？”

    “怎么提？你以为有多少科道言官会去看地方府志县志？就算看了，又有多少人会为了小民百姓的利益，去指斥朝廷征收太狠？我给你说一个故事。大明建国之前，太祖皇帝曾经和张士诚苦战十年，到最后军中缺粮，于是就向常州府的武进和宜兴两个县，预借第二年的赋税作为军粮，也就是说，这一年的赋税多征了一倍。有了这样一批充足的军粮，不久之后，张士诚覆灭。你猜猜，这借的赋税之后怎样了？”

    金宝顿时愣住了，他想了又想，最终不大确定地说：“应该是免了这两县第二年的赋税吧？”

    “错，大错特错。”汪孚林勾手示意金宝再上前两步，这才淡淡地说道，“第二年，大明就建国了，太祖皇帝贵人多忘事，预借军粮的这一茬早就完全忘记了，而制定各地赋税的时候，以前一年作为基准，于是常州府武进和宜兴，就是以前一年的双倍赋税作为基准征收赋税。这两地的地方官生怕激怒了上峰以及朝廷，故而根本不敢言明此事，于是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县就只能以旧额再加上预借之数合在一起，作为征税的基准。”

    金宝登时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眼下听到的这些颠覆了自己之前读书读史的所有认识。可就在他只觉得满心混乱，挣扎万分的时候，汪孚林又接下来说出了一件他更加无法相信的事。

    “宣德年间，巡抚周忱开始于东南地区行金花银，也就是不用再将沉重而又容易散失税粮解送京师，而是折银征收。他在到了常州府之后，就知道了武进和宜兴两地的税额竟然有这样大的弊病，但是，即便怜悯两县粮赋过重，他依旧没有向上提请，而是仅仅为两县多争取了一部分金花银作为补偿。是周忱真的不管武进宜兴两地百姓疾苦吗？不是，他在江南期间，屡次提请减免江南重赋，光是苏州一地，就从二百七十七万石减了七十二万石。”

    “然则就因为这样，他反而遭胡濙等人弹劾，而宣宗皇帝也没有同意他降低某些官田过重税额的请求。正因为如此，他知道有些事没法提，不得不另辟蹊径改革赋役均平负担。即便如此，此人晚年却又遭科道构陷弹劾，被迫致仕，三年后便病故了。即便这样敢言而又能干的计臣，都不敢言宜兴武进之事，即便另辟蹊径减轻百姓负担，却仍旧遭到言官弹劾，有说他变乱成法，有说他肆意科敛。类似这种先例，历朝历代都有很多，正式的赋税尚且如此，你说还会有多少人敢上书请减岁办和坐派？”

    第六四四章 又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