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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真开心

    “汪?”到此,我想起上次见他,骂他是一只发情的狗。

    他以为我跟他胡闹,继续学狗叫:“汪!”

    我像偷了谁家的东西一般,鬼祟地拽着戴逸回房间。

    房间里窗户敞着,一只萤火虫不慎钻进了屋,一闪一闪。

    做完那事儿之后,他抱着我不肯放我去洗澡,汗湿的皮肤一碰就沾在一起,许多话涌到嘴边,争先恐后,竟一个字没说出来。

    戴逸轻轻道:“十九路军来了,我要跟他们走了。”

    我身体一僵,又怕戴逸发觉,强逼着自己放松下来,应他:“啊,知道了。”缓了缓,又故作轻松地问,“你家里有什么人,我可以帮你照看。”

    他迟了些才说:“有的。”

    我心想戴逸长得好,讲话又招喜欢,年纪也三十多岁了,在老家有媳妇孩子不奇怪。他要是托我这事儿,我就把他媳妇孩子接过来,不放在近处碍眼,就找个不远不近的地方照看着。

    于是我问:“她们住哪儿?”

    “法租界金凤凰路117号。”他报了个地址,我刚觉出耳熟,反应了下才想起是自家的地址,就听他继续说,“那人姓何。还有个妹妹,叫何小嫚。”

    我心脏乱跳,更说不出话。

    晨七点,阳光异常的亮。

    一晚上的时间仿佛‘嗖’一下就滑过去了。

    窗帘没有拉严,光照进屋,在床单上打出一个歪斜的四边形。我去摸枕边那一块床单,那一小块已被晒得暖烘烘、热乎乎。

    戴逸的手覆下来牵我的手,他手上细小的汗毛被太阳缀得晶莹剔透。

    我们就这样躺了一会儿,他收回手,把被子往上拉盖到我的肩,隔着被子又拍了拍我:“我走了,你再睡一会儿。”

    我没有起来送他。

    戴逸走了。

    倒也没什么不同。

    小刀那一撇还是日夜麻将声不断,偶尔还能听见他那些个姨太太们尖嗓子对骂。

    我派去的人回来报信,说在小刀门前负责把守的那一批人全是日本宪兵队派来的。

    大嫂则是白天困在屋里抽鸦片,晚上召集各路戏迷小旦来赌钱,绝口不问我小刀的事儿。

    小刀居然这样生生熬住了大半年没出屋。

    又过了月余,我收到了戴逸的信。

    我没想到他给我写的信居然满纸的“之乎者也”,我只不过是认字的程度,他上来就拽文采,我当然是看得一知半解,只能腆着脸叫小嫚给我翻译翻译。

    小嫚告诉我,戴老师说当地人吃虫子,知了猴、豆虫、蝗虫、蜻蜓、蚕虫,都好吃,最喜欢油炸的知了猴,撒椒盐,又酥又脆,现在站树下听见知了猴叫唤,都自发流出丰满的哈喇子。

    又说了些当地人文,絮絮叨叨,说起当地的上座部佛教,又好一通讲经传法。

    好在没什么肉麻话,只到结尾了,多问一句:好吗?

    小嫚抿着嘴偷笑,我在白纸上写:蛮好。

    白纸几乎空空,再憋不出一个字儿。想了想,拉开抽屉把戴逸送我的那些个铅条字模蘸了墨水,一个一个地工整印在纸上。

    “十里长亭霜满天,青丝白发度何年。”

    有事情做,倒也不觉时间漫长。三个月,又三个月,便是半年。

    伊藤找上了门,要征用我手里所有的商船。

    伊藤是日租界宪兵队里的一名少佐。巧的是,他也是多年前把我塞进汽车里那日本人。

    我不翻脸,他自然装什么都不记得,跟我好说好商量。

    船的用途,要么运货,要么运人。

    我有小一百艘商船,我不觉着伊藤他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运。

    那就只能是运人,漂洋过海运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这听起来就不是好事情。

    他好话说尽,见我不表态。便站到我身后,两只手摸上我的肩膀,殷勤地一下下替我揉捏按摩:“如何?”

    我贴着椅子坐直,摇了摇头:“我是生意人。赔本,我不做。”

    他顿时沉了脸色,骂:“支那婊子。”

    身下的椅子被伊藤一脚踹翻,我摔在地上,伊藤骑在我身上,两手拽起我的衣领撕扯,似乎还想再干什么,黑黑瘦瘦的熊伟冲上来,用枪顶着他的脑袋。

    僵持片刻,他用日语大骂,而后踹门走了。

    伊藤生气,我也生气。

    这样一个人在我面前,我却没法杀他报仇。他身后是日租界、宪兵队,杀他容易,之后整个法租界的麻烦怕是要无休无止。

    我控制不住地想起那间休息室发生过的事情。

    我喜欢戴逸,喜欢和他做事情,喜欢男人。

    但伊藤他们不一样,他们不喜欢男人,他们只想侮辱人。

    每一个人都故意不涂润滑剂,顶进来时我里面流血了,血并不滑,很快就干涸住,然后再有新的血被捅出来,模糊的脸嘻嘻哈哈笑着,就满意了。

    喊疼,那些人嫌吵,抓着我的脑袋往墙上撞。

    “咚!咚!”脑袋磕墙能磕出多大的动静,全是闷响,有的人很不满意,逼着我让我说自己是“支那婊子”。

    “何先生,你没事吧?”

    熊伟凑上来询问,我下意识往后躲,身后就是墙壁,后脑袋磕上去,我吓了一跳,回过神,朝着熊伟摆摆手。

    我推了今天本来该有的行程,把自己关在卧房。拉开抽屉,看按顺序规规整整放在里头的信。

    好时候戴逸一个月能寄三四封,也有半年没信来的时,最开始那半年就是。

    拢共薄薄一沓,我看了太多太多遍,内容几乎都要背下来。

    我的心在这些狗屁“之乎者也”里慢慢安宁了,脑子电光火石地蹿过一个念想:要打仗了,得赶快把大嫂和小嫚送走。

    我立即点了人跟我出门去公馆接大嫂,汽车开了一小段路,我连忙喊住汽车夫掉头——后头有人跟着。

    多半是日本人派来的。

    都在盯着我。我不得不警惕,只能嘱咐最信得过的熊伟,让他联系好船,趁天黑偷偷送大嫂和小嫚走。

    巨大的挂钟摇摆着,按时间,船应该已经开了。

    我心神不宁,在楼上楼下院子来来回回地绕,可算等来了熊伟。

    一看熊伟的模样,我的心就猛然沉下去——他失魂落魄,眼圈通红,抬手扇了自己一巴掌才说话:“何先生,董小刀截住了小嫚和大嫂的船。把她俩抓走了!”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曹之瑞带着个国民党军官到了。

    我因大嫂和小嫚而心急如焚,结果那军官愈发慢悠悠地把他手里的地图铺在我面前,不急不缓地给我介绍周边地形地貌。

    阿姨沏茶端上来,我这时已急得有些恼了,摁着人家的茶杯盖子:“您有何贵干直说吧。”

    他用手指头指着入海口:“从水路到沪地,必经这一处,这一处水浅河窄,我军军船已破除了沿途航标,只要把这个口子填上、堵住,日军就无法进来。目前周围停泊的军船只有20余艘,何先生,”

    军官越说越激动,腾一下站起身,“他们的主力从水路进不来,我们的人就能先到!”

    我听懂他是什么意思,不接他的话茬儿,开始直接说我自己的事儿:“也是为了威胁我拿这一百艘商船,日本人叫董小刀绑了我妹妹和楼春玉女士。”

    看了看曹之瑞,又看看这军官:“我就这么一个请求,请二位搭把手,能救就救,救不了连董小刀一起杀了,别让她俩落日本人手里遭罪。”

    他们两个立即异口同声说“好”。

    夜长梦多,等着我的商船全召回了岸,我连夜看着脚行挑担子运石头上船。

    运了整整一宿一天,足30万立方英尺的石头。

    傍晚七点。

    汽笛哀鸣,军乐奏响,旗帜升起,舵手推闸——船底部的水底门齐齐打开,一百多艘载着沉甸甸石子的军船、商船缓缓在入海口下沉,直至沉没。

    军船上传来年轻的呼喊:“中华民族永不沉没!”

    我朝那方向看去,一不小心就看见了里头唯一一个穿黄色陆军军服的男人。那人站在甲板上,正和身旁的海军有说有笑,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

    汽笛声没有停下,军乐还在器宇轩昂地响,旗帜在飘。几乎要震碎心肺的响声中,我深吸一口,几乎连同魂魄一起吼出去:“戴逸!”

    戴逸却不意外,他单手撑住栏杆,抬起另一只手朝我挥了挥:“何先生!”

    入海口封了。

    我们要回法租界。

    汽车路过威尔斯桥,宪兵队连衣服都不换,穿着军服,冲上来,一层又一层的严密人墙,将大桥入口和出口堵得死死。

    戴逸一直在看我,几乎抽不出空往窗外瞧,所以他还在继续和我说话:“何先生,同我去重庆吧?”

    我恍恍惚惚地跟着应一声好。

    他见我这样,终于不说话了,转头朝窗外看去。

    此时,我的汽车上除了汽车夫,副驾的熊伟,就只剩下我和戴逸。

    后边还有两辆汽车,一辆坐的是戴逸的随行人员,一辆是曹之瑞划给我的巡捕。

    上前问询的人被枪杆子顶着推回来,我们只能被迫留在桥上。

    桥两边围上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安静的汽车内室里,我开口和戴逸说话:“连累你死在这里,真不好意思。”

    我是真没想到日本人的消息能这样灵通。

    以我在法租界甚至于整个地头的名气,他们不会马上杀我,会再等一等,等到看客足够多,杀我立威,叫人知道,忤逆他们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坐在我身边的戴逸不说话。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心中有些不安。

    我极喜欢戴逸,但戴逸对我到底什么心思,我却是从来没问过的。怕一旦问得不好,两人尴尬,面都不方便见了。

    风吹在我脸上——是坐副驾的熊伟推开了车门,他冲军官身后攒动的人头挥手:“哎!各位!我娘叫杜翠华,好搓麻将,你们要是有空可以去北街路找她,陪她搓搓麻!多谢了!”

    我在车里听得清楚,后知后觉明白过来——这是这小子的遗言,或者说遗愿。

    汽车夫也推车门,模仿着熊伟那样朝人群喊话:“我家远,在苏北,谁帮我给我爹带个话?”

    在这样一种气氛里,人们默契地听懂了他这没头没尾的话。

    其中一个和何小嫚穿一样学生制服的女孩掏出了个红色的小本本,也高声喊过来:“你说,我写下来帮你寄回去!”

    巡捕毕竟是法租界的巡捕,只有他们被放行了。

    我拖一个小弟兄让他给捎话,看他来不来得及跑一趟公董局,问问曹之瑞,大嫂和小嫚怎么样了。

    二十分钟后,曹之瑞这个大胖子呼哧呼哧亲自来了:“老弟,董小刀乱枪打死了,你家里人我帮你安顿!你还有什么事情?”

    我仔细想了想,倒也没有什么了。

    只是戴逸还在沉默。

    沉默得我都有点发憷了。

    车里闷,他靠着威尔斯桥的桥栏,一边抽烟一边仰头看天上的云。

    阳光不算明媚,但温温和和的,刚好。

    戴逸扯着我并肩站在威尔斯桥桥边,他看着眼前这片海,忽然说:“今天,是个好日子。”

    他的神色慢慢变得兴冲冲,“今天是我和何先生大喜的日子!”

    我定在那儿,怀疑自己多半是懵了在发梦,直到手心被戴逸捋开,他从兜里摸了一块薄荷糖放在我的手心:“请你吃喜糖。”

    绿色的糖纸扭起来一块小小的薄荷糖。

    我还没来得及动,绿色霎时间变作一团艳红,那颗薄荷糖掉在了地上,风一吹,它滚进了海,在半空中划出一道亮晶晶的弧线。

    日本士兵指着天的枪口端平了。

    天边晚霞火红,和海水相接。

    海则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颜色,近处乌灰,远处湛蓝,再远一些,火红。

    我的心情亢奋,又平静。

    子弹噼里啪啦,打穿了汽车铁皮。

    这响声让我想起鞭炮。

    让我想起小嫚弹钢琴蹦蹦跶跶堪称噪音的动静儿。

    也让我想起离家不远的青石子路,雨水击打着铝盆,戴逸撑着伞陪我慢慢走。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戴逸依然穿着军服。

    我仿佛也依然是当初那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

    抱着那年轻军官的手,就着他的手啃一块硬邦邦的面包,紧接着被噎得大吐特吐。但那人不嫌弃我,笨拙地伸出两只手,捧着又黄又绿的酸馊秽物。

    我攥着戴逸的手一直没放。心想,攒了这么一个小军官,我运气真好,我这一辈子,真开心。